唐代诗人刘禹锡《唐故衡岳律大师湘潭唐兴寺俨公碑》中谓：“北方之人锐以武，振武莫若示现，故言神道者宗清凉山。”《大唐润川句容县大泉寺新三门记》中亦谓：“今天下学佛道者，多宗旨于五台，灵圣踪迹，往往而在，如吾党之于丘门也。”这些记载反映了五台山的深广影响，其声誉之所被，远及海内海外。五台山与外国佛教发生直接交流关系始自于唐初，主要国家有古印度（包括师子国）、朝鲜和日本。

　　首先到五台山巡礼圣迹的是新罗僧人。唐贞观十二年（638），新罗僧慈藏率弟子僧实等10余人入华求法，首先参拜了五台山圣迹，于文殊大圣像前祈祷冥感，梦像摩顶授梵偈，并得异僧所给之袈裟、舍利等。继此之后，至五台山巡礼的朝鲜僧人有：朗智（与元晓同时）“尝乘云往中国之清凉山，随众听讲，俄顷而还”（《三国遗事》）；崇济，于唐贞观间（627—649）入唐受业于善导三藏，然后入五台山，感文殊菩萨现身授五戒（《三国遗事》）；慧超，于唐建中元年（780）四月十五日带着参译的经本赴五台山，住乾元菩提寺，至五月五日开始动笔记述译经中的秘闻佚事，同时写了《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序》；竟让，于光化二年（899）入唐求法，先至谷山谒道缘和尚，问石霜宗旨，历游江南河北，然后巡礼五台。此外，登州赤山新罗法华院僧圣林亦曾至五台山巡礼；高丽僧慧月于元代间本拟巡礼五台，途经大都云居山，辄止，并化缘修补石经。智泉、慧勤等也都游参过五台山。

　　印度和师子国僧人前来五台山巡礼的亦有不少。唐乾封二年（667），师子国僧释迦密多罗至五台山，由高宗敕使翻译陪同；仪凤元年（676）和四年，北印度僧人佛陀波利两次朝台，事已见前；开元年间（713-741），梵僧菩提仙那朝台，瞻礼圣迹；贞元十年（794），为佛典翻译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北印度僧人般若三藏巡礼五台；贞元十二年(796)，西域乌荼国王与僧人纯陀等朝礼五台，其中，纯陀受不空三藏的委托，监造金阁寺；宋代，佛经翻译家天息灾、法天、施护朝礼五台；金代，北印度僧人呼哈罗悉利带弟子三摩邪悉利等7人礼台，北印度高僧苏陀及其弟子佛陀室利亦朝台，住此达17年之久，后寂于灵鹫寺，谱写了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新一页。明代，先后有印僧释迦也失、具生吉祥和尼泊尔僧室利沙朝礼五台，其中前者住于显通寺。清咸丰年间（1851—1861），五台山僧人源修去印度礼圣取经，学习佛法大意，后返五台，于五顶各造石室，潜心静修，在五台山佛教史上留下了新的篇章。

　　与五台山关系密切的还有日本。最早入山的日僧是灵仙三藏。他是参加唐代译经事业的唯一日僧。820年至五台山，七年后圆寂于五台山灵境寺。日本佛教史上“入唐八家”之一的圆仁，于开成五年（840）至五台山巡礼五十天，曾向志远法师求法，并带回经籍三十四部。返日后，著有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，是一部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和唐代社会史的珍贵史料，此书与玄奘的《大唐西域记》和马可波罗的《马可波罗行记》，同被称为东方三大游记。惠萼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，三次来到五台山求法巡礼。会昌四年（844），他第二次礼台，将日本橘皇后亲手制作的宝幡、镜奁和锈文袈裟等送来五台山供奉文殊菩萨。咸通三年（862），他第三次来礼台，并请得一尊木雕观音像，返国途中，至普陀山，船为风浪所阻，遂将观音像安置普陀山供养，时人称为“不肯去观音”，普陀山由此发展成为佛教名山。宋代入台的日本僧人有奝然、成寻以及成算、祚一、嘉因、寂昭、赖缘等。奝然归国后曾奏请天皇把爱岩山改名为五台山大清凉寺，后来成算在京都嵯峨山仿照五台山清凉寺建成了一座清凉寺。成寻著有《参天台五台山记》一书，是研究我国佛教史和宋代社会史的珍贵文献。

　　五台山，作为东方佛教圣地，是国际佛教文化交流的基地。它自尊自得，热情好客，赢得了国际友人的尊重景慕。近年来，五台山接待了香港、日本、美国、新加坡、菲律宾等地区的佛教代表团、进香团、朝圣团、拜山团等佛教团体一千五百余人。五台山佛教的对外友好往来，促进了国际文化的交流，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，五台山佛教圣地必将为新的文化交流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，为中外文化交流史谱写更为辉煌的篇章。